写在前面的话：

发生在清末民初豫南和苏浙皖环太湖之间的一次大移民，是一段近乎尘封的历史事件。当我们打开这幅迁徙画卷、探寻这段史事时，深深被触动，也深切感受到先民及后裔跋涉的艰辛，生存发展的意志毅力和对祖籍地的眷恋。犹如山东人闯关东、西北人走西口、闽粤人漂南洋一样，信阳人下江南，应是我们需要记载展示的一部历史大剧，它既不是悲剧，更不是喜剧，而是一部有价值、待研究挖掘的历史正剧。（正剧是戏剧的主要体材之一，着重表现严肃的矛盾错综复杂的话题。现在人们希望从历史正剧中读出历史文明、历史事实，并从中得到现实启迪，以达到文化传承、精神传递的功效)

一担箩筐下江南的历史正剧

----信阳地区清朝末年移民苏浙皖环太湖历史考察记略

江  力

移民考察起始

十年前，也就是2007年秋，我的一位罗山籍好友，当时北京《中国改革报》记者宋华先生，在浙江长兴调查采访时发现，这个60多万人口的县，迄今生活着20万“河南罗山人”（还有光山等县--笔者注）。他们讲着原汁原味的罗山话，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现在的罗山人一模一样，凭着记者的敏锐和对家乡深厚的情感，很快就以流畅而动情的文笔，写出一篇《浙江长兴——河南罗山：150年割不断的血脉亲情》通讯发在媒体上，他还热心地牵线往来，不久即促成了两县主要领导的见面互访。我（时任罗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长）作为县里确定的主要联络人，（长兴方面是副县长，现是县委常委、统战部长何文全），积极推动联络联谊，增强两县政府官方层面的交流互动，还与宋先生多次到长兴走访，受邀参加长兴陆羽国际茶文化节等大型经济文化活动，并在罗山经常接待长兴方面官方和民间的朋友乡亲。在交往中加深了感情和了解，2008年秋写出《根亲相连，百年不断》一文，先作为市根亲文化论文交流，后刊发在《政协之声》第一期上。

当时的主要视点是放在长兴的，随着交往面的扩大和延伸，看到的资料增多，感觉到清末的这次大规模移民移出地不仅仅是罗山、光山，还含盖了信阳大部分县区，移入地也不仅仅是长兴、安吉，而是整个环太湖三省二十多个县区，后裔自然也是数百万了，而官方史料记载基本找不到，社会对这方面的研究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民间有一些也是残缺零星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和习俗的变迁，方言交流的弱化，特别是相对集中移民居住村落的解体，口口相传了解情况的老人的离世和资料的遗失，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可能湮灭了。因此，对这项涉及面宽、地域范围大（三省多地）、历史延续时间长、迁徙过程复杂的研究工作，需要引起官方和社会的关注，需要组织抢救性挖掘和研究。

当市政协主要领导听取汇报后极为重视，大力支持，并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确定为市政协的重大课题，亲自带队前往考察，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调查研究班子，给已经沉寂的交流和研究工作注入了活力，扩大了范围，拉开了大幕。信阳的行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苏浙皖三省多个市县的共鸣和联动，两地的乡亲也是奔走相告，热烈欢迎。2017年，我随市政协调研组到这些地方调查走访已有四次，跑了三省八市十多个县（区），我们调研组既在市县乡政府、政协官方层面交流探讨，收集资料，还走访了五十多个村数百家移民后裔，初步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目前整个研究挖掘整理和亲情交流活动正蓬勃开展起来。

移民历史背景

信阳地区在清末出现的大规模移民迁徙，我在《根亲相连百年不断》一文中作过介绍，在此，就当年的历史背景、成因再略作叙述。

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及其引发的人口迁移，对安徽、浙江、江苏产生很大影响。由于太平军和清政府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多年拉锯式战争，使这三省的交界地区生灵涂炭，遭受空前劫难。据当时资料记载：“苏、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长期的战争，瘟疫和饥饿，使本地区人口减少千万（包括死亡和流徙），人口损失率达90%以上，基本上是十室九空。当时的浙江巡抚左宗棠在其家书中记载：人民死于兵燹，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据长兴地方志载，咸丰元年该县人口有47万多，但经战乱后，同治六年统计人口是21969人，为汉朝以来人口最低点。

战后，为了迅速恢复残破衰败的经济，清同治五年（1866年）谕令各省招垦荒田，而要垦荒就必须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为此，苏、浙、皖三省在大力招引本地乡民返回的同时，积极鼓励外地农民前来就垦，并屡减赋税，以宽民力。

而同时期的豫南地区人口损失无几，当地的早婚习惯，出生率高，形成了一定的人口压力，故此，豫南农民成为战后招垦的重要对象。有记载说，光山县“自清同治以来七十年间，因人满之患，迁居安徽、浙江、江苏、江西四省占六十余县，人口比老籍加倍，蕃衍之盛，亘古未有”。当时豫南已是人多地少，加上赋税过重，还有烽烟又起官兵与捻军的战争袭扰加剧，自然就使大量农民（特别是强壮者和富于冒险精神的），响应政府招引，背井离乡，远赴江南。同时，环太湖地区和豫南处于相近纬度，气候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接近，加之又有政府政策鼓励，遂使大批先民迁移并定居下来。

移民地域分布

豫南移民迁移方式多种多样，有成群结队的、有一家单走的，有乘船沿江而下的、有推独轮车的，有一气赶到的、有一路要饭打工耗时一年半载的，而更多的是一担箩筐挑着走的（一段顺口溜就是当年艰辛迁徙的写照：缺吃少穿日子难，肩挑箩筐下江南。前头装的破棉絮，后头挑的女和男。即小儿女）。迁移路线，一路向东出河南进入安徽，在芜湖过江到宣城，到后来被称为“小河南”的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泗安（这两个地方都是交通要道，也是现今信阳人比例最高的县、乡）为中心点，再延伸到整个环太湖。

经文献梳理和我们实地调查，调研组初步了解到当年移民和今日后裔所在省、市、县、乡的分布情况，从远近分布列举：

（一）安徽省以宣城为主，主要有宣城（原宣城县），分布在今洪林、丁店、建国等乡镇；广德县，分布在县境北半部的平畈区和丘陵地带，如今赵林、高湖、邱村、砖桥、彭林、流洞、新杭、独山、下寺、山北、花鼓等乡镇（有些乡镇近期合并）；郎溪县，县境北半部的岗南、梅渚、定埠，凌笪、下湖等乡镇；另外还有宁国、旌德、太平等县有少量分布。

（二）浙江省湖州市辖县，长兴县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西部的泗安镇，西南部的仙山、二界岭、管埭、长湖、天平、林城等乡镇，南部的今吴山、和平等，东部的今包桥、里塘、港口、虹星桥、长桥等乡镇；安吉县：主要分布在今递铺、高禹、南北湖、梅溪、安城、溪龙、晓墅等乡镇；湖州还有德清、南浔、吴兴也有一些移民；嘉兴市的桐乡（乌镇）等县有零星分布。

（三）江苏苏南地区有多县。

南京市辖县区，溧水主要分布在县境南部，如今共和、东屏、白马、群力、云鹤等乡镇；高淳县也有少量。

苏州市，主要在吴江区的松陵镇，其中菀坪办事处罗山人最为集中，2010年前，这里的太湖湖堤还有个“罗山村”现已搬迁拆除消失了。

无锡市重点在宜兴，今善卷、横山和西渚等乡镇有大量移民分布。

镇江市主要分布在句容的磨盘、袁巷、天王、茅西、茅山、春城等乡镇；还有所辖丹徒、丹阳有分布。

常州市辖区主要分布在溧阳的上兴、上埠、竹箦、旧县、永和以及前马、后周、戴埠等乡镇；金坛等也有少量移民后裔。

（以上三省各县的乡镇近期有些撤并或新改办事处、社区，称谓上有出入）

移民重要影响

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对安徽、浙江、江苏三省环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豫南文化因素已融入江南社会，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1.豫南移民的迁入，对战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仅二十余年光景就使这一带恢复发展成全国富庶地区。长期的战争，使得江南地区人口锐减，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战后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移民成为垦辟荒田、恢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如句容县“至光绪十四年，荆、豫客民来开垦耕种，兼开诸山，如浮山、历山、方山、丫髻山,瓦屋山一带，既经开遍。且山未办粮，而植麻麦，获利数倍。由是则山荒者，尽转为熟，”长兴县“种田之户客多于土”（客即指移民，土为原住民——笔者注）；归安西乡“荒田多为客民开垦”；广德州“全赖客民耕种”。对此，当时的一份杂志评述道：“皖南广德、建平等处，兵燹后人烟稀少，田野荒芜。当道出示招徕，客民之开垦而来者四方响应。迄今二十余年，纳税征租，良田尽辟，客民与有功焉。”

移民不仅促进了荒地的垦辟，而且还从原籍带来新的农副产品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经验和技术的交流。南浔、广德、宁国等地的豫南移民，从家乡引进空心菜、白花菜、花芽菜等蔬菜品种；句容的豫南移民则从家乡引进柿子，袁巷柿子远近闻名，是他们的先辈当年从光山、罗山带到这里的，主要品种有“高庄”、“铜盆”、“牛心”等（最近到袁巷采访时专程去看了张家当年从罗山带过去栽植，已有130多年的一棵老柿子树）。据记载，这个县的移民，“其器用与耕耨之法与吾乡大异，今土民类多效之”。乌镇当地农民耕田多用人力，豫南等地移民耕田戽水都用牛力，使用牛力，既省费又省功，当地人多加仿效。可以想象，这些生产技术的传入对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溧水等地的移民还将盖房技术传入本区，移民初到时，因贫穷无力盖房，先搭盖茅棚居住，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按照家乡的建筑风格建造新房。移民盖房时，常用挟板打墙或挖土坯砌墙，而当地人只会“脱土基”，后来当地人盖房时往往请移民帮忙。“打泥饼”是移民的又一专长，他们用草、芦帘和熟泥制成一块块纤维板大小甚至更大的“泥饼”，待其半干时抬上房顶代替“望砖”，称为“抬饼”，这样使房顶既平整，又不易漏水，用“泥饼”盖房以后在溧水等县逐渐流行。移民还把荒地开辟成田，种植早稻，处暑前后即可收获，因收获较早，从而避免了水灾虫害，增加了收成。

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还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兴。战后这个区域经济残破，人口凋零，但同、光、宣之际，一大批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小溪口镇，战前仅有关帝庙和几家小店，咸同年间历经战争和饥疫，人户亡散几尽，战后陆续迁来河南籍垦荒移民和苏北籍船民发展成小集市，成为附近粮食和蚕茧的集散地。安吉县杭垓镇，也从一个既无名气，也无人气的村落，发展成跨省辐射周边几个县的农副产品聚散地。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生产力因为移民而得到快速发展，竞争意识、勤劳致富的观念又因移民的迁入而得到强化，先进技术的融入和优势互补，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而有专家指出，中国近代化在江南地区率先发展，与太平天国战争及其引发的人口迁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时值今日仍然在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2.移民的迁入，促进了这一区域教育发展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地区的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文风甚盛的杭嘉湖，士子迁徙流亡者不可胜计，既找不到好教师，也招不到多少学生。战后一批有文化的豫南移民为当地文化的恢复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最著名的是商城人程洁荪。他应在广德垦荒乡人之聘，“设帐于小北乡百龙、九斗之间，从游者众。无何，先生入州籍，游庠及门益多。北乡素尚武，中武榜颇不乏人，先生以文教移武风，不数年，风气丕变，文学大兴，及门弟子皆无白丁，北乡文风遂为一州冠……余乡土著曩多不务学，至是亦日起用功”。正是在当地人与移民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战后的文化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

移民过来生根后，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如罗山移民尚姓人家，光绪初年迁居长兴不久就中了秀才。移民中的第二代第三代更是崭露头角，如国民党要员雷震，也是从罗山周党迁到长兴的，本人学识渊博，是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的人物。这些表现也与罗山厚文重教的历史渊源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豫南移民还将原籍的民间歌舞和戏曲传入所在区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如歌舞有跑旱船、打蛮船和犟驴舞等艺术形式。旱船演唱多用豫南方言，打蛮船则用河南调“数垛子”，根据对象即兴编唱。特别是“龙狮文化”随移民带进当地，并在环太湖传承至今，笔者2008年在舞狮之乡长兴虹星桥刘井村和罗山籍老艺人讨论过，他们还特地给我们作了表演。最近在江苏吴江菀坪诚心村罗山后裔李书记带我们参观村文化室全套的舞狮、旱船道具。舞龙则更是有长足的发展，长兴的百叶龙就是在玩龙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已是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次获得大奖，并舞出国门，成为该县的亮丽名片。

 民歌的曲调也很多，如车水号子，随着移民的传入，在这一区域流行，夏季车水边鸣锣，一人领唱，众人附和，声响山野，悦耳动听。（笔者幼时在乡村常见）

还有戏剧，战后移民带过去的戏剧主要有皮影戏、香火戏、黄梅戏、庐剧，移民还将河南灯曲子、湖北花鼓调与皖南当地的歌舞相结合，新创出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种：皖南花鼓戏。

皮影戏，罗山人都很熟悉，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治年间，罗山皮影戏艺人张雁斌、梁子英、汪金升等随南下移民到广德，演唱皮影戏，扩大了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戏班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我们前不久在宣城调查中，又一次观看了皮影戏的表演。

3.移民对区域内风俗习尚饮食居住也产生重要影响。

豫南移民因大多聚居，在岁时习俗和生活礼俗方面保存了大量原籍的习惯，而且对当地居民产生影响，成为通行的风俗习尚。

如岁时习俗，这些移民后裔在清明、除夕和元宵等节日保留着大量的家乡习俗。仅以清明为例，人们多在此时祭扫祖坟，怀念先人，当地居民上坟时插柳飘纸钱于坟上，称为“标祭”或“飘祭”，豫南移民不插柳飘钱，只往坟上壅土，加高培厚，切做“坟帽”。清明节前二三日，必搬运新土，增筑丘陇，曰“添坟”，祭扫归来，全家人围坐共享祭品，叫“吃清明”。

生活礼俗方面，也保留着大量的家乡习俗。如妇女生了小孩，向娘家报喜时所带物品因婴儿的性别不同而不同：生男孩带烧饼，生女孩带麻糖，外祖母家一看标记，便知生男生女。婴儿满月时，外祖母家要给婴儿送“瞻月礼”，油条是少不了的，也影响到当地人。

另在婚配方面，豫籍人与当地人不同，新婚三天后回门，当地人则是满月后回门，现在大都已变成三天回门了。

还有在丧俗方面也存在着差别，当地人一般请和尚、尼姑做佛事，超度亡魂；豫南移民则请道士做“道场”，名曰“打醮”，仪式庄重，项目繁多，如“取水敬神”、“护魂过桥”、“上望乡台”、“送鬼上山”等。如有人在头年去世，次年的正月初一，死者的亲友要带上纸、香等物到其家中拜年，称为“烧新年”，这一习俗也在很多县普及开来。

还有豫南人正屋中堂上必悬挂“祖宗昭穆神位”，家庭走访中我们观察到，家中只要有老人的都保持不变。另外还有“天地君亲师位”的中堂，一说湖北移民是“天地君亲师位”，也有说是罗山、光山之分，但没有权威解释。其他地方移民和当地人就没有挂这种中堂的传统。

在饮食方面，移民也将原籍的特色食品传入所在区域。春节期间，如杀年猪，“喝放子汤”，他们还制作糍粑，相互馈赠，从打糍粑到作礼品，影响到当地人。豫南民间喜腌菜或酸菜，如萝卜、白菜、芹菜、韭菜，春节前腌制腊肉、腊鹅、咸鱼等，现在仍保留下来，饮食风味苏浙皖在吴文化影响下，原偏向于甜、淡，少辛辣，但在今天，这些县不论酒店，还是民家，置办的菜肴普遍有浓厚的辣味。一句民谚说：“到了宣、郎、广,辣得口水淌”。移民还有一个习惯，家里来了客人，每一道菜都要上双份，摆得方方正正；喝酒时，连喝两杯，以示真诚，有的地方还有“扣饭”，即当客人吃完一碗时，突然再扣一碗，免得客人吃不饱。

豫南移民过年过节的生活习俗，客气大方豪爽的性格特点直接影响了当地人，而当地人的勤俭持家、崇尚读书、用智善谋也影响了移民，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一种雄健开放而又善抓机遇的文化特质。

在地名方面，也显出移民特色。战后最先迁来的往往入住遗存的村落，后来者则因种种原因住不进村子，只得在山边、水边或其他地方搭盖茅棚作为栖身之所，渐渐形成移民村落。由于移民文化背景不同，其村落名也不尽相同。以“湾”、“棚”作为地名的较多，“湾”在信阳方言中，即临水村庄的意思。随着移民的迁入，一批带有豫南文化特色的村名随之出现。如丁家老湾，相传百年前，有一姓丁的豫南人，担筐逃难至此务农，勤劳致富，闻名百里，发展成村，故称之。长兴县有很多这样“姓+家+老（小）+湾”的地名，据长兴地名志记载，全县有162个。还有搭棚栖息发展成村，即以“棚”命名，以棚作为通名的村庄主要分布在苏南的句容、金坛、溧阳、溧水等县的浅山丘陵区，罗山、光山移民还有一个表示所住地方的称谓叫“坡”。地名是文化的景象，透过地名“可以观照到文化在社会心理、社会地位、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投影”。

4.移民在语言表达和方言保存上的突出特色和对当地的影响。

对于豫南移民来说，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保留最富特色。太平天国之前，太湖周边属吴方言区，但随着移民的进入衍化，形成了一个“客籍方言区”，实际就是官话区，有语言学家研究称：从安徽马鞍山、芜湖往南，形成一个走廊，越走越宽，经宣城、郎溪、宁国、广德，延伸到浙江的长兴、安吉、临安等县，并且跟其他官话区连成一片。这不正是豫南移民的迁徙路线吗。一百多年来，由于他们的居住相对集中，加之为抵御当地人的排斥而增加内聚力，所以就尽可能保留自己的语言特色，无疑也成为辨别豫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有些专家学者称之为的“方言岛”。在大一点的岛内，河南人说河南话，当地人也说河南话（实则是亚信阳话），河南话成为他们的共同语（在乡级大会上也如此）。在长兴泗安等乡镇座谈中我们听到，镇领导即使是当地或温州移民，也都会讲流利的河南话，他们认为，这样便于开展工作，他们除了在自己家里说当地话（一种与吴语相近的方言）外，大众场合均讲河南话，可见河南话影响之深，超过其它移民群体方言。就是文化教育部门，如学校，人们也大都使用河南话。实际上，环太湖地区所讲的河南话，并不是中原话，而是“楚语”方言，加之他们长时间与当地人接触，在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例如，在语言上，大多只有4声调，f-h不分（例“婚”-“分”）、n-l不分（例“南”-“兰”）中古部分合口字今无介音（“短”=“胆”）。按罗山的文化大家裴晓明、方伟的话说，入声字的读音上属古韵微升微降。在词汇方面，有不少特有的词汇，如“下雨”叫“落雨”，曾祖父叫“老太”、父亲叫“老头”或“老头子”，表叔叫“表大爷”，“这里”叫“这坡儿”，这样的词语太多了。在语法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句式和表达方法，其中尤以语气词为突出。当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原籍方言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我在走访中感到，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因深居简出，社会交往范围不大，基本上保留着原籍乡音，三十岁以下的大都被普通话取代，主体上是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环太湖区域的豫南后裔，不少人还能说豫南话，即使互不认识，只要听上几句，就可以判定是不是老乡亲。长兴的张发庆董事长在非洲有公司和项目，他谈到有一次出差到刚果（布），在一个小餐厅里，就凭着熟悉的方言语音，与三个从未接触过的罗山人拍上了啵。

对这一现象，南京大学中文系郭熙教授在一篇调查报告中，称之为河南方言岛，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情况，但也有些困惑，说河南不像河南，说湖北又不是湖北，他大概没来过信阳，这个疑问信阳人能说清楚。

移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篇幅所限，难以尽述。总之，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融合，形成了独特性、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本。

移民研究现状

人口迁移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数千年的发展史，实则也是一部移民史。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史的研究硕果累累，尤以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最为突出，但从全国研究情况看，对太平天国战争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研究相对薄弱，区域人口迁移史的研究就更不足道了（豫南人下江南这段尘封的历史，台湾的罗山人出了本《罗山县志》记载了这个大事件，也只是引用雷震先生所著《我的母亲》文中的一段话）。有些资料也可能淹没在浩瀚的史籍中，等待发现。

当然，对这次大移民，现代史上也有零星的研究和专著出现，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胡传楷发表了《安徽宣城的广东村和洪杨乱后宣城的人口》一文，简略分析了宣城县太平天国战争前后人口的变动及移民情况，成为研究苏浙皖人口迁入地区之首见。五十年代，出生浙江金华的海外学者何炳棣先生在其专著《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影响和战后移民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这一问题开始有人探讨，已有论文如王天奖《清同光时期客民的移垦》、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复旦大学的葛庆华也在2000年左右以“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为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了以苏、浙、皖交界地区移民为中心主题的论文。

与此同时移民方言也引起了广大语言工作者的兴趣，特别是郭熙教授在写作《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一文时，感慨多年存在于这一大范围的社会现象，文献很少记载，方志所录寥寥，至于对这批河南人来自何时何地，分布如何，主要特点，更无详细说明，多半是民间口口相传，也缺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在调查后，分析了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形成的原因、类型及分布、特点，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百多年来，河南人（豫南人）和当地人以及其他客民不断扩大交往，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用他们勤劳的汗水，智慧和力量，在苏南这片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为这片移民区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但是，在这方面的挖掘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如方言—语言学，这么广大的地区，这么众多的人口，这么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么多千姿百态的语言景观，是引人入胜的，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区域融合，环太湖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处于像大海中心这一岛群也将逐步被吞蚀，必须以抢救性的态度来开发这一具有多方面历史及现实意义、亟待开垦的学术园地。河南方言岛群的研究必将给语言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它对于语言地理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价值，还可推动地名学、民俗学、文化学、历史学的研究，给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带来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成就。

现在调查走访、史料收集、整理和学术理论研究工作正在持续深入地进行，两地的交往互访也更加频繁。近期宣城市政协专门组团来访，就共同挖掘移民课题进行会商，长兴、广德等县的乡亲也多批次来罗山、光山寻亲、访亲、祭祖。

150年的分离，150年的欢聚，信阳和环太湖之间既有割不断的亲情线，也更应是携手共进的发展线。

（本文参考了郭熙教授、葛庆华教授等学者文章和长兴县文史资料）